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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化建设

  和合文化是指汉族和合文化,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提出的名词。“和”是中国哲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用现在的话就是“和谐”的意思。

  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观念。是一定的社会主体对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社会生活的认同和向往。与中华和合文化相契合的“一国两制”构想,包括国与国、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天人)之间,来加以概括。就是由相和的事物融合而产生新事物。是创建和谐社会与创建和谐世界的前提条件。其和合学,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将这一精神加以阐发,直到今天,传统“和文化”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文明风尚的养成、人才的造就、政德政风的淳化等,中华和合文化得以产生、流传和发展,张教授要突出这一点,是中国乃至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思想文化,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1.在思维方式上有助于纠正以往“斗争哲学”的偏差。和合文化不是不讲矛盾、斗争和冲突,而是既承认矛盾、冲突和差异,又解决矛盾、冲突,使诸多异质要素、各个不同的事物在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

  秦汉以来,和合概念被普遍运用,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同时也保留各家的鲜明特色和个性。不仅世俗文化各家各派讲和合,而且宗教文化也讲和合。宗教文化与世俗儒家文化之间也讲和合,在保持各自文化特色的同时,相互融合,相互吸取,由此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和合思想自产生以来,作为对普遍的文化现象本质的概括,始终贯穿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各个时代、各家各派之中,而成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

  展开全部“ 和”文化也是和谐文化,是以和谐的内涵为理论基础的文化体系,是中国乃至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思想文化,是创建和谐社会与创建和谐世界的前提条件。只有在和谐文化的引导下,才能创造出和谐的政治与和谐的经济,只有用和谐文化培养出来的人,才能自觉地去创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可以说,和谐文化体现着人们对和谐社会的认知以及对社会和谐目标的追求;在这个过程中,既承认“不同”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之差异,“一国两制”与“和而不同”是相互沟通的。和合差异,和谐文化的形成,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和”精神的总结。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出发,

  《易传》提出十分重要的太和观念,讲“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集解》卷一)。重视合与和的价值,认为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

  春秋时期,和合二字联用并举,构成和合范畴。《国语·郑语》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韦昭注:“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意思是说商契能把五教加以和合,使百姓安身立命。

  4.有利于推进“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实现中华民族及海外侨胞的大团结。同志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战略构想,指引我们顺利解决了香港问题,完成了香港回归。中国的完全统一已为时不远。

  “和”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范畴。时至今日,“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饱含传统“和文化”意蕴的用语仍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建设和谐文化。其中一个重要命题,是正确认识、科学运用我国传统的“和文化”。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其弟子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这代表了孔子的思想,认为治国处事、礼仪制度,以和为价值标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既承认差异,又和合不同的事物,通过互济互补,达到统一、和谐。这与“同而不和”,取消不同事物的差异的专一观念形成对照。

  我们所追求的和谐,既不是封建统治者诉诸专制强权加以建立和维系的等级制度下的“秩序”,也不是农民起义所诉求的平均主义的“和谐”,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民主法治制度为保障的、体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和谐。尽管传统“和文化”有可借鉴的思想资源,但它与现代和谐治理观有着质的不同,不能简单地加以采用和直接地进行对接。

  但也需要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共谋发展,把各方的利益都融和进去,而不可偏废。整个社会经过由相互冲突,到解决冲突,化解矛盾的过程,合理满足各方的利益和要求,这样就可以使市场经济得到健康发展。

  中国历来有和气致祥、和衷共济、和颜悦色、和蔼可亲、家和万事兴、国和百业旺等富涵哲理的成语。

  成一时风气,而其弟子跟起,仍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源泉。或不同而和,又以“和”来统一之,两千多年来,而不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本性的转变在于:围绕民主和法治开辟一条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和靠制度执政、靠制度治国的新路。造成传统国家治理多说教而少制度、多权术而少规范、多任意性而少程序化、多经验治理而少科学治理,而有和合之学焉。贯穿其中的人文精神和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等价值取向!

  《国语·郑语》并记述了史伯关于和同的论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认为阴阳和而万物生,完全相同的东西则无所生。可见和合中包含了不同事物的差异,矛盾多样性的统一,才能生物,才能发展。

  不能只有一种模式、一种要求。国际社会应该是多元而又互补的,即冲突又相交流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矛盾难以避免,但不应诉诸武力,而应以和平的方式化解冲突,摈弃冷战思维。在这方面,中华和合文化可提供解决冲突、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共同发展的思想理论的指导,提供反对霸权主义的价值评判标准,使人类文明和文化在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中,相互吸取优长,融会贯通,综合创新,而共同创造21世纪人类未来的文化。

  加强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化建设,必须增强制度理性、制度意识和制度精神,创新制度文化,将和谐治理观落实到制度层面。加强制度设计,更加重视体制和制度的改革,对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进行科学的制度化安排,从靠“政治人”实行“善政”变为靠“善制”走向“善治”。增强制度创新能力和制度供给能力,提高党、国家和全社会的制度化水平,使和谐理想的实现具有制度上的可规范性、法律上的可保障性、现实上的可操作性,逐步实现国家治理的制度化。

  和文化即和谐文化,是一定的社会主体对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社会生活的认同和向往。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出发,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关注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

  3.对外有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两大潮流,提供反对霸权主义的价值评判标准。当今国际社会进入了后冷战时代,对当年的军事竞争变成了经济竞争;民族主义抬头,民族纠纷增加,面对这些差异和矛盾,亨廷顿提出了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国际政治斗争的主线,将由文明冲突取代意识形态及经济冲突,强调西方文明应防范儒学与伊斯兰两大文明的联合。

  这其中的许多成分可以通过扬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用。在实践路径与方法方面,儒家以“中庸”的思想方法认知和谐,通过培养造就“君子”来促进和谐,用伦理道德维系和谐等,在今天也有可借鉴之处。

  “和”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范畴。时至今日,“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饱含传统“和文化”意蕴的用语仍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建设和谐文化。其中一个重要命题,是正确认识、科学运用我国传统的“和文化”。

  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和、合二字都见之于甲骨文和金文。和的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合的本义是上下唇的合拢。殷周之时,和与合是单一概念,尚未联用。《易经》和字凡两见,有和谐、和善之意,而合字则无见。《尚书》中的和是指对社会、人际关系诸多冲突的处理;合指相合、符合。

  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科学理解和正确弘扬中华和合文化,加强对和合思想的研究和推广,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根据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理论内涵的分析,建设和谐文化的途径,既要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相适应,也要不断坚持科学创新;既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和发扬,也离不开对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要立足社会生活实际。建设和谐文化,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和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建设和谐文化,既要有先进性,又要有广泛性。没有先进性,就没有感召力、引导力,不可能引领整个社会和谐思想观念的不断提升;没有广泛性,就难以贴近生活、切合实际,没有被社会大多数成员接受的可能性。先进性在广泛性基础上体现出来,广泛性应当以先进性为指导。建设和谐文化,是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是广大社会成员进行自我教育、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有效途径。

  这表明,和合文化有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客观地承认不同,比如阴阳、天人、男女、父子、上下等等,相互不同;二是把不同的事物有机地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五教和合、五行和合等等。中国古代先哲们通过对天地自然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和合现象作大量观察和探索,从而提出了和合的概念,对和合现象作本质的概括,由此促进事物的发展和新事物的产生。

  这种理论实际上是“西方文化中心论”和“西方文化优越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旨在以西方文明排斥其他文明,抹煞各种文化相互间的交流、吸取与融合,将文明的差异极端化,企图以西方文化及价值观为标准来规范当今社会及其未来发展方向。这与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走向极不协调,因而遭到了许多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事实上,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有好几千个民族,有不同的文明和文化。

  难以实现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而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较能够反映和合文化的本质,“和”本身已经包含了“合”的意思,和谐文化既有思想观念形态方面的内容,超越传统治理观,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关注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和谐文化体现着人们在和谐观念引导下建立的一系列调整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设计和机制规范。从表现形式上看,他整理国故,都可以用“和而不同”,而不抹煞个性。就思想观念而言,传统治理观是伦理政治而非制度化政治、明君贤相的人治而非法治、自律型政治而非他律型政治,是以和谐的内涵为理论基础的文化体系,又有制度规范形态方面的内容。就制度规范而言,“和”文化也是和谐文化,就在“和”后面加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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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哲学内涵看,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广泛使用的“文化”概念,是指一个群体或社会所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是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之总和,同时包括这些价值观和意义符号的物化状态。文化的 基本存在形式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体现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文化水准、精神气质和生活质量。和谐文化是以和谐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文化系统。它融思想观念、理想信仰、社会风尚、行为规范、价值取向为一体,包含着对和谐社会的总体认识和评价。

  因此在先秦时期,和合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概而言之,所谓和合的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和合连起来讲,指在承认“不同”事物之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并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吸取各个事物的优长而克其短,使之达到最佳组合,由此促进新事物的产生,推动事物的发展。

  《管子》将和合并举,指出:“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管子集校》第八)认为畜养道德,人民就和合,和合便能和谐,和谐所以团聚,和谐团聚,就不会受到伤害,给和合以高度重视。

  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家“和文化”的主要内容包括: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理想观;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化观;民贵君轻的政治观;德主刑辅的治理观;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的道德观;修身正己、以德化人的教育观;恒产与均平的经济公平观;以义统利、群己和谐的社会伦理观;国家统一、协和万邦的民族国家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等等。

  求同存异,形成总体上的平衡、和谐、合作,把斗争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并吸取各要素的优质成分,择优汰劣,促使新事物的产生,即由旧的和合体发展为新的和合体,由此而促进事物的不断发展。这种取代单纯“斗争哲学”的和合思维方式与新时代发展的潮流和实践相适应,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要创建和谐世界,就必须先创建、发展、提高与普及和谐文化。和谐的内涵是和谐文化与其它文化相区别的本质属性。和谐文化中的全部思想理念,如:真理、价值、发展、审美、道德、理想等,都是以和谐为前提,建立在和谐内涵的基础之上。用和谐文化培养人,是实现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关键。

  超越传统治理观,通过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化重构现代和谐治理观。理想目标和观念形态的价值观只有落实到制度层面,才能对改变社会面貌发挥稳定而持久的作用。传统“和文化”之所以未能造就出真正的和谐社会,正是由于缺乏民主和法治制度。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重构民主法治形态的现代和谐治理观。

  中国要创建和谐世界,首先要创建、发展、提高与普及和谐文化。和谐的内涵是和谐文化与其它文化相区别的本质属性。和谐文化中的全部思想理念,如:真理、价值、发展、审美、道德、理想等,都是以和谐为前提,建立在和谐内涵的基础之上,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相融共生,取长补短。这蕴含了中国的普世价值观“和”——平等共事,和谐共处,多样共存,合作共赢。

  在此和合精神的指导下,中华文化不断创新,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由此可见,和合文化并不否认矛盾、差异和必要的斗争,它本身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只是把矛盾、差异和斗争限定在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防止因过度的矛盾斗争而破坏了不同事物共同存在的基础,使得事物的发展停滞不前。

  传统“和文化”的根本性缺陷决定了,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成方案。必须看到,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发展繁荣并不能完全归功于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其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是因为人们对其进行了改造和扬弃,努力使其与现代文明相符合。况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家文化劣性遗产的消极影响在这些国家愈来愈鲜明地显示出来。国内外诸多学者指出,儒家文化中的人治与裙带之风、政治伦理化、一元化强权、压抑个性自由、等级秩序等,在未来的现代化中将显示出更多的负面作用。2001年,李光耀坦言,儒家价值观不仅导致了过分的做法,而且某些方面在信息时代已经过时。

  从表现形式上看,和谐文化既有思想观念形态方面的内容,又有制度规范形态方面的内容。就思想观念而言,和谐文化体现着人们对和谐社会的认知以及对社会和谐目标的追求;就制度规范而言,和谐文化体现着人们在和谐观念引导下建立的一系列调整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设计和机制规范。

  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的思想,认为道蕴涵着阴阳两个相反方面,万物都包含着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

  “一国两制”是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结合新的时代发展的形势,创造性地提出的伟大构想,与中华和合文化的“和而不同”思想也有某种契合的因素。“一国”可理解为“和”,“两制”即是“不同”。

  韩国、日本、新加坡等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改造和利用,二战后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和谐。1991年,新加坡以儒家“和文化”为基础,对“亚洲价值观”进行了典型表述:“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助,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1994年,李光耀在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大会上说:“要不是新加坡的大部分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困难和挫折的。”美国学者赫尔曼·卡恩认为,儒家价值观中包含的强烈的奉献精神、对政治群体的认同、内在责任感等,使现代东亚社会达到了比西方社会更快的发展速度和更高的经济效率。

  传统“和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家“和文化”的主要内容包括: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理想观;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化观;民贵君轻的政治观;德主刑辅的治理观;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的道德观;修身正己、以德化人的教育观;恒产与均平的经济公平观;以义统利、群己和谐的社会伦理观;国家统一、协和万邦的民族国家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等等。这其中的许多成分可以通过扬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用。在实践路径与方法方面,儒家以“中庸”的思想方法认知和谐,通过培养造就“君子”来促进和谐,用伦理道德维系和谐等,在今天也有可借鉴之处。

  宣传和论证中华和合文化、“和而不同”思想与“一国两制”相契合的关系,容易得到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的认同,实现中华民族及海外华人的大团结。

  和文化也是和谐文化,是以和谐的内涵为理论基础的文化体系,是中国乃至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思想文化,是创建和谐社会与创建和谐世界的前提条件。

  中国历史表明,儒家“和文化”未能造就出真正的和谐社会。究其原因,封建社会的根本制度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制度以及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君主专制制度,传统“和文化”企图在不触动、不变革封建社会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补偏救弊来优化这个制度,实现其和谐理想,这就注定了其大同社会的理想必然落空。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儒家治理观的根本性缺陷是“人治”模式:重社会伦理目标的应然性憧憬,轻实然性的社会治理系统的构建;重政治主体即“政治人”建设、工于人格塑造,轻政体即合理权力结构的安排,拙于体制制度的设计;重说教轻操作。它可以成为统治者缓和社会矛盾的润滑剂与调节器,而不能成为各阶层一体推进社会和谐的发动机。

  2.对内有利于推动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国家的安定团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充满了竞争,有竞争就有矛盾冲突,就有成功者和落伍者,就带来差异、矛盾和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将影响安定团 结。我们看到随着经济在竞争中发展,整个社会逐渐走向经济与市场的一体化;竞争是为了发展,是为了繁荣,

  墨子认为和合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在于父子兄弟结怨仇,而有离散之心,所以“离散不能相和合”(《墨子间诂》卷三)。

  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用和谐文化培养人,是实现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关键。同志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论述不仅涵盖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领域的和谐,更在于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这就是说,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不断发展基础上实现的全面和谐,具有基础性、普遍性、可持续性。从总体上说,这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和谐。建设和谐文化,需要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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